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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宋彬彬死了，丁邢的回忆有一段是这么写的：“ 我们应当从严律己，拷问自己的灵魂。但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。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在文革初对干部、教师、学生和其他公民的伤害，尚未反思。现在更需要的是，澄清事实的真相。”这是一篇顶好的口述史材料，但就这段表达观点的文字而言，我不能赞同。在时代面前，个体可能会被撕裂，但是每个人在公共事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应该明确的。追究作恶的每一环的责任，与追究恶的推手的责任，是完全不矛盾的两件事。宋的道歉当然应该被肯定，但是她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，给予了我们反思的一条公开的线索。